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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规定的背后，是为了避免企业过度依赖碳汇。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庞军曾对媒体解释，碳市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设定合理的碳配额总量来削控减排企业的碳排放量。CCER的引入相当于增加了碳配额供给总量，CCER抵销比例过大将会对碳减排效果产生较大影响，这就违背了政策设计的初衷。因此，CCER的抵销需要得到限制。

汽车是一个资金、技术和人才密集型长周期行业，其竞争高度依赖技术创新和规模优势。车企前期必须投入巨资研发和建设工厂，好不容易把车造出来了，还要通过各种测试验证，经受市场上消费者和各种场景的考验，可谓“烧钱又耗时”。在产销量没有达到盈亏平衡点前，往往还要经历长时间的亏损煎熬。成功的企业唯有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跨越投入期与变现期的拐点，方能尽快盈利。即使发展到新能源时代，依然难跳出“规模化鸿沟”。

优化人才发展的政策环境和服务，是当地引才的诚意。比如从2016年至今，柯桥多次迭代更新人才政策，今年6月全面开启“柯·创之城”建设，对于带技术、带项目到柯桥创业的人才，设有大赛、基金、平台、产业四大“落户通道”，单个项目累计最高支持可达3100万元。

最后，规范消费索赔。消费纠纷是市场经济成长的烦恼，市场监管总局始终畅通诉求渠道，支持社会监督，实行举报奖励，“打假人人有责”。但近年来恶意索赔蔓延，破坏营商环境、滥用公共资源，还妨碍普通消费者维权。有的夹带、掉包、造假，被公安机关查获，有的以“碰瓷”瑕疵为业，一本万利。去年，市场监管系统接受投诉1740.3万件，参与投诉的人均1.8件，而有人投诉超过3000件。消费者和经营者都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双方都要秉持诚实信用原则、在法治轨道内开展民事活动。《条例》首次规定，投诉举报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不得牟取不正当利益，侵害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骗取赔偿、敲诈勒索的要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惩罚性赔偿、行政处罚制度要准确适用，避免“小错大赔”“小过重罚”。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